人参的礼物文化

购买人参在清代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奢侈的消费行为，并非一般人的能力所及，所以成为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最佳礼物。

而朋友之间的馈赠，也以人参当作是最昂贵的礼物，这种礼物文化尤其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普遍。

赠送人参给大臣是清代宫廷中相当特殊的一种文化。乾隆三年，大学士嵇曾筠奏称，旧恙尚未痊愈，待新巡抚到任后，就束装启程，回原籍调理，希望能等到调养好身体，再入阁为国家效命，乾隆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特别赐给人参10斤，作为医药之用。

除了赐给臣子当作赏赐外，有时也会赏赐给礼部举报的民间矜表。雍正六年（1728）七月，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报，商河县民张焕的妻子李氏，于雍正二年寿登百岁，因其夫服制未满，不忍举行讲庆之礼，到了雍正六年，服阙完毕后，理当予以表扬，雍正皇帝特别表彰她“心明大义、高年淑范”，并赏赐内务府绸缎二端、貂皮四张、人参二斤。

此外，清政府有时也会赏赐人参给藩属国的国王。乾隆十八年，奉特旨加赏暹罗国王人参四斤。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汤雄业按照外藩递送书函进口例的规定，拆阅安南国王阮光平寄给阮宏匡的信，大学士福康安因而得知阮光平在书信中透露出其母亲年老气体衰弱，意欲自中国购买人参，却不敢据行实告，希望能蒙恩赏赉。福康安洞悉安南国王的信中暗语后，私自遣人准备四两人参，托汤雄业委员送至谅山给安南国王。

此事乾隆皇帝得知后，对福康安给参四两，表达了以下的意思：“该国王将母有资，安心入觐，虽与朕意符合，但人参为内地贵重之物，前于孙永清奏到时，朕已加恩赏给一斤，福康安又先酌给四两，若似此有求必遂，无所节制，伊转视为泛常，无足轻重，福康安亦不可不稍为留意。”

从这可见，对于乾隆皇帝而言，人参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取得相当不易，并非随便就可赏赐给大臣或藩属国，其赏赐的用意除了表达“天朝格外优赉外”，还可以坚定藩邦对清朝的向化之心。

清代朋友之间的赠礼，人参亦是首选的商品。有时甚至将人参当作贿赂官员的贵重礼物。

《曾国藩日记》中也多次提及朋友赠送人参的例子。像是咸丰九年四月十四日，胡中丞派人带了两瓶参茸丸送给曾国藩。

人参的礼物文化盛行的时候正是清代参价最高的时候，此时人参的价值不菲，它是当时所有消费品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商品。人参的礼物文化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人参的价值认同，更凸显了当时人参的消费文化特色。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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