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炫丽的一个时期,北宋时期由李防等辑成的类书《太平御览》,引书浩博,保存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博物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其中涉及人参的部分,属于神话般的内容有:《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摇光”,也称“瑶光”,为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其他六颗星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相应,北斗星中摇光星的光辉到达大地,才有人参生长;如果大川大山不能正常发挥效能,摇光星不能正常发光,人参便不能生长。这些记载,把人参及其生长环境条件加以神秘化,使之与上天之灵光灵气发生了联系。
三国时代魏国张揖撰的《广雅》,广泛收集古代的词汇和训诂资料,谓“参,地精,人参也”。当时把人参看成是地之精灵。
到梁代,对人参的传说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故事。唐代史学家姚思廉编著的《梁书》中,记载了南朝时期的隐士阮孝绪在深山中为母搜寻人参治疗急病的故事:“阮孝绪母王氏,急有疾,合药需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忽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这是所能见到的古代最生动的人参故事。鹿与参,都是人们心目中吉祥之物,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仙境中的神话,使阮孝绪的孝心得到了回报,终于采到了真正的生长在幽险环境中的鲜人参,因而使阮母的急病很快痊愈。人参的神奇疗效及其重要作用,在故事里得到完美的展现。
《太平御览》中还有另外两则神话。其一为《异苑》,曰“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数铧,便闻土中有呻声,寻音而取,果得一头长二尺许,四体毕备,而发有损缺。将是掘伤,所以呻也”。其二为《广五行记》,曰“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两则故事都把人参同有血、有肉、有知觉的人体联系在一起,它能呻、能呼、能啼,生长在深深的土壤里,通过挖掘可以获得,但切勿致伤,即使是弄伤头发,人参也要发出痛苦的反应。
《广五行记》中的故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人参的“释名”项下曾有转述,同时阐发了“得地之精灵,故有土精、地精之名”的观点。看来李氏对人参的神秘感以及古代的许多传说还是认同的。李时珍还强调“菠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蒗、神草”。同时引用《礼斗威仪》中的观点:“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对《春秋运斗枢》的天地相应产生人参的说法,李氏似乎表示赞同。并以之为据而强调:“观此,则神草之名,又可证矣。”
这些古老的传说、故事、神话最初形成的年代已无法考证,所传诵的事迹都是以人们的感受、理解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其本源仍是来于多彩的生活和生产实践,通过种种艺术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意愿与希望。最早还是以口头文学的方式代代相传,不断加工与完善。这种有关人参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不停顿地创作和传播,各个时代都有美丽动听的故事问世。直至清代,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竟然同满族祖先,同当政的帝王联系在一起。
在《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关于吉林地方风物的内容中,有段满族祖先及其统治者诞生的神话:“长白山东有布里津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传,有三天女浴于池。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之故,因赐之姓爱新觉罗,名之曰布库哩雍顺。” 这个男孩顺流漂至有“三姓”争雄之地,他对战乱中众民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且告以姓名。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乃交乎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主,以女妻之,奉为贝勒,其乱乃定。遂居长白东鄂多里城,号曰满洲,是为开基之始。……其后传至肇祖原皇帝,是此山实为我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在《大清一统志》中还记载:“康熙二十一年,有御制望祀长白山诗;雍正十一年,建望祭殿于温德亨山,岁时致祀;乾隆八年,有御制驻跸吉林境望叩长白山诗,十七年有御制长白山瑞树歌,十九年有御制望祭长白山作诗。”这则离奇的故事表明:满洲之祖先是天帝最小的仙女所生,其姓爱新觉罗(满语“爱新”为金,“觉罗”为姓之意)为天女所授,满族及其统治者,直至肇祖(最初的皇帝)都是天神的后代。
清朝统治者及其祖先们编出这些神话,其目的就在于麻醉黎民,神化和巩固其统治地位。这个故事在人参文化中最有意义之处则是:神鹊衔来,天女吞下而使之怀孕的“朱果”,这种神奇而鲜艳的果实就是“人参果”。可见神话中的满族祖先同人参有着多么奇妙的关系。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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