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药性的寒温之争

       人参是临床上的一味常用补虚药物，在本草典籍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并将其列为上品，谓其“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但药性究竟孰寒孰温，历代医家一直就没有达成共识，且为此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1 历代本草著作以及医家对人参药性的认识

       《神农本草经》已始有对药物四气、五味的论述，称人参“味甘，微寒”，即认为人参药性偏寒凉。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参药性的认识已开始有了变化，《名医别录》谓人参“微温”，且能“主治肠胃中冷。”由此拉开了人参药性究竟是偏凉还是偏温争论的序幕。

       唐、宋、金元时期的本草著作以及医家多认为人参药性偏温。如唐代的《海药本草》称人参“味甘， 微温”。金代的《珍珠囊药性赋》谓其“味甘，气温……升也，阳也”，元代的《汤液本草》也说人参“气温，味甘”，且论述到: “味既甘温，调中益气，即补肺之阳、泻肺之阴也。若便言补肺，而不论阴阳寒热何气不足，则误矣。若肺受寒邪，宜此补之，肺受火邪不宜用也。肺为天之地，即手太阴也，为清肃之脏，贵凉而不贵热，其象可知。”由此可见，该时期医家力主人参药性偏温。

       到了明清时期，对人参药性的认识到了百家争鸣的高峰。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明确指出通过炮制可改变人参的药性。缪希雍则在《神农本草经疏》中遵《本经》之旨谓人参偏寒，提到: “人参得土中清阳之气，禀春升少阳之令而生。故味甘微寒而无毒，气味均齐，不厚不薄，升多于降。”而且缪希雍已认识到古代本草著作对人参药性认识的不同，谓: “洁古谓其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中之阳也。又曰阳中微阴，盖亦指其生长真元之气而言欤。《神农》微寒，《别录》微温，二义相蒙，世鲜解者。”并总结到: “盖微寒者，春之寒也; 微温者，亦春之温也。《神农》直指所禀，故曰微寒。《别录》兼言功用，故又曰微温。既云微矣，寒不甚寒，则近于温，温不甚温，则近于寒，故知寒温虽别，言微则一也。”由此可知，缪希雍实际认为，人参的药性当介于微寒与微温之间，当以平性立论。陈嘉谟则在《本草蒙筌》中谓人参: “气温、微寒”，此论似乎有一药二性之嫌，但也可以认为人参是偏平性的。命门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则认为人参是偏温的，《景岳全书》谓人参“味甘微苦，微温，气味颇厚。”尽管认为人参偏温，但同时也提到人参“阳中微阴”，“气虚血虚俱能补。阳气虚竭者，此能回之于无何有之乡; 阴血崩溃者，此能彰之于已裂之后。”故指出人参有气血阴阳并补之功。

       清代有医家继承《本草纲目》之说，指出炮制对人参药性有影响。如汪昂的《本草备要》谓人参“生甘苦微凉，甘补阳，微苦微寒，又能补阴。熟甘温。”也有医家继承景岳之说，认为人参偏温，如张璐的《本经逢原》谓: “人参甘温，气薄味厚，阳中微阴。”也有医家围绕《本经》之义认为人参偏寒，如张志聪在《本草崇原》谓其“气味甘美，甘中稍苦，故曰微寒。”也有医家继承陈嘉谟之言，认为人参一药二性，如陈士铎在《本草新编》中提到: “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并谓: “人参阳药，自宜补阳，今曰兼阴，又宜补阴，是人参阴阳兼补之药。”还有医家认为人参偏于平性，如周岩在《本草思辨录》提到人参与甘草在药性上有相似之处，“不偏阳不偏阴”。直到当代，对人参药性也没有完全统一。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规划教材《中药学》论述人参时其药性为: “甘、微苦，平。”但其他医学著作在论述人参时多不离“甘温”二字。

       2 人参药性寒温之争原因浅探

       2． 1 人参品种的变迁

       著名中医药学家叶显纯教授以“周秦未见人参名，东汉人参非今品，梁朝人参混同用，明清人参始分明”四句概括人参品种的变迁实为中肯。仲景及《千金》等方中所用人参均当为山西上党人参，且当为五加科植物，但后来因滥挖滥采而致其绝迹，故自清代以降，辽参( 即东北参) 、高丽参逐渐取代山西上党人参作为道地药材使用。古之山西上党人参、辽参、高丽参虽同为五加科植物，且功效基本一致，但药效、药性可能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从仲景用人参来看，故仲景方中不仅用其补气，还用其养阴生津止渴。故山西上党人参当具甘寒之性，药性偏于寒凉，补气之中养阴之效也极明显。清代医家陈修园在《神农本草经读》中说:“余细味经文( 按: 指《神农本草经》) ，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

       故仲景于汗、吐、下阴阳之症，用之以救津液。而一切回阳方中，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为回阳第一方，皆不用人参。而四逆加人参汤，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 茯苓四逆汤用之者，以其在汗、下之后也。”明确指出人参善于补阴而非补阳，用于回阳方中反会牵制其药力。并具体之方加以说明: “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中，用人参者只有一十七方，……皆是因汗、吐、下之后，亡其阴津，取其救阴。如理中、吴茱萸汤，以刚燥剂中阳药太多，取人参甘寒之性，养阴配阳，以臻于中和之妙也。”说明人参在仲景方中长于“存津液”，故其药性也当为“甘寒”。

       仲景制有四逆加人参汤，后世医家多将其功用归纳为“回阳救逆，益气固脱”，并认为方中人参功能大补元气，益气固脱，使阳气回复。但细考《伤寒论》原文，曰: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因下利大伤津液，故有亡血津枯之变。而方中四味药仅人参具有生津之力。因此，《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到: “与四逆汤温经助阳，加人参生津液益血。”更需要注意的是，四逆加人参汤中人参用量仅为一两。而同出自《伤寒论》的白虎加人参汤，人参用至三两。若人参具甘温之性，何以回阳的四逆加人参汤仅用一两，而治疗热病伤津的白虎加人参汤却用至三两。再如小柴胡汤，方中人参功以助正祛邪为主，也用至三两。由此说明，仲景用人参是重在其“化生津液”的功效而非“回阳固脱”的功效，而所用之人参可能是已绝迹的山西上党人参，并非今之东北人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唐、宋，既有山西上党人参，又有辽参、高丽参在临床上的运用。上述诸品其药性、药效存在一定差异，而又同以“人参”名，可能导致医家对其药性的认识也出现了差异。

       2． 2 医家的学术思想

       对人参药性的认识，还离不开医家自身的学术思想。诚如前述，仲景制方重在“扶阳气”、“存津液”。用人参重在“存津液”，故亦以人参偏凉立论。到了金元时期，随着升降浮沉、归经学说的兴起，对人参药性立论的依据有了理论铺垫，并通过医家创制的新方加以体现。补土派的医家李东垣当为其杰出代表。李东垣治疗脾胃内伤杂病，重在补益脾胃，升发元气。对脾胃气虚而致发热，李东垣以“阴火”立论，谓: “是热也，非表伤寒邪，皮毛间发热也，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作蒸蒸而躁热。”由此可见，“阴火”的实质主要是脾胃元气虚馁，升降失常，清阳下陷，脾湿下流，下焦阳气郁而生热上冲所致。在治疗上，李东垣提出:“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而补中益气汤就是体现东垣“甘温除大热”的代表方剂。方中用黄芪最多，辅以人参、甘草“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此处的“泻火热”就是“甘温除热”。这首名方的诞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巩固了人参乃甘温之品的立论依据。由此可见，药物的性能通过方剂得以体现，而方剂的创制又以药物的性能作为依据，方药共荣贯穿于中医学发展的始终，但其立论依据也离不开医家自身的学术思想。

3 讨论

       围绕人参药性孰寒孰温，历代医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对和错来评判这些医家的言论。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有这些不同的声音，才使得我 们的中医药界百花齐放，不断发展。我们在学习前人经验的时候，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将有助于为我们临床遣方用药拓展新的思路。

来源：中医药信息2012年第29卷第6期

作者：张胜，王萍韬，秦竹，熊洪艳